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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郑郑公大墓时代与墓主之争 2017-10-12 11:13:52   作者:南凯仁      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报   已阅读
  1923年8月25日,河南省新郑县(今新郑市)县城南街农民李锐在其菜园中雇工凿井时,偶然挖到一座古墓。经军政当局组织挖掘,并追缴被藏匿及售出的文物,共出土器物700余件。其中,青铜器达百余件,是中国开始科学考古以前发现最早、保存最为完整的春秋铜器群。该墓出土大牢九鼎和大牢七鼎各一套,并有八簋、编钟等,学界普遍认为墓主为某代郑国国君。仅两件器物铸有铭文:最大的一鼎有铭文约44字,然因锈蚀太甚、字多漫漶而难以释读;一件长方形铜炉内壁有7字铭文“王子婴次之□卢”,成为研究者推断器主、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基本依据。

  1924年,王国维《王子婴次卢跋》率先予以考证,“余谓‘婴次’即‘婴齐’,乃楚令尹子重之遗器也……则‘婴次’即‘婴齐’无疑……故《春秋》书‘公子婴齐’,自楚人言之,则为‘王子婴齐’矣。”王子婴齐(字子重)系楚穆王之子、楚庄王之弟、楚共王之叔,楚共王元年至二十一年(前590—前570)任楚国令尹,前570年病卒。至于楚器何以出于郑国墓地,“盖鄢陵之役,楚师宵遁,故遗是器于郑地”,该墓当葬于公元前 575年鄢陵战役后,“乃(郑)成公以下之坟墓矣”。

  1925年和1929年,关葆谦(字百益)先后编著《郑冢古器图考》《新郑古器图录》,将铭文释读为“王子颓次之庶盘”,认为器主“王子颓次”即周庄王(前696—前682年在位)少子王姚之子,墓主则为郑厉公(卒于公元前673年)。1931年,郭沫若《新郑古器之一二考察》则认为:“‘婴次’自是‘婴齐’……惟王子‘婴齐’之为何人,则大有问题。”他将铭文第六字释为“燎”,该炉乃是取暖用的“寻常燎炭之炉”,而非王国维所说的“饭器”,鄢陵战役“时当盛暑,令尹不得携带燎炉以从征也。故此‘王子婴次’必非楚令尹子重婴齐……舍郑子婴齐莫属矣”,该墓当成于公元前680年此人被杀后“三五年间”。1932年,徐中舒《古代狩猎图象考》根据王国维的看法,将新郑铜器定在“公元前五、六世纪间”。1948年12月31日,杨树达《王子婴次卢跋》赞同王国维将该炉定为楚国令尹子重之器,但不同意楚军“鄢陵战败所遗”之说,“其说殊失之泥……如器出一地,必求一事以实之,斯不免于凿矣”。

  1937年6月,胡汝麟为孙海波著《新郑彝器》所作“序”认为:“新郑诸器,乃战国时代之物。”孙次舟《新郑铜器群年代考辨》(尹达等主编《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》上册,巴蜀书社1990年)认为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看法“均无确凿证据”,关葆谦将器主定为“王子颓次”并断为周器,则属误读。孙次舟认为“新郑铜器,实为战国韩国之物,约作于韩襄王时代”,当为公元前311—前300年“十余年间作物”,主张器主为韩宣王之孙、韩襄王长子,即《史记·韩世家》所云“太子婴”,卒于公元前301年。丁山《古代神话与民族》(商务印书馆2005年)认为该炉器主为春秋中期楚国令尹王子婴齐,但出土的牢鼎铭文“实带有战国时代文字作风……就牢鼎之形制言……此尤可证新郑牢鼎为战国时器……当以晚造之牢鼎定为战国时代之墓葬”,新郑“战国时属楚……则新郑铜器群又可确定皆楚器”。不过,早在1965年,郭宝钧完稿的《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》(文物出版社1981年)就表示“新郑器决非郑婴次时代制,也不能下降为战国时物”,应从王国维所说,定为春秋中期。

  陈梦家《寿县蔡侯墓铜器》(《考古学报》1956年2期)将该炉归入新郑晚期(春秋晚期),“下限应在春秋之末”。高明《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》(《文物》1959年10期)及其《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》(《考古与文物》1981年2—4期)、俞伟超与高明合著《周代用鼎制度研究(下)》(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79年1期)以及高崇文《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》(《江汉考古》1983年1期),均认同王国维的看法,将该墓定为春秋中期或中期偏晚。马世之《也谈王子婴次炉》(《江汉考古》1984年1期)也表示陈梦家的看法“显然不够妥帖”,“惟以春秋中期为宜”;郑国从未称王,“王子婴次”不可能是郑子婴。马世之赞同王国维的看法,并认为王子婴次炉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王子婴次钟“当为同一人所作”。

  孔令远《王子婴次炉的复原及其国别问题》(《考古与文物》2002年4期)、《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》(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)则表示,王国维的楚器说和郭沫若的郑器说“均拘泥于对‘王子婴齐’的考证,而未能从器物学上去寻找证据”;该炉为春秋晚期徐国器物,铸造时间约当义楚为王时期,即公元前6世纪中叶,“可能是由于盟会、征伐、贿赂、馈赠等原因而流落至郑国”。

  经过90多年来不断探索,王国维的郑器说已占据主导地位。目前,学界普遍将该墓定为春秋中期、春秋中期偏晚、春秋中晚期之际。至于墓主身份,李学勤《东周与秦代文明》(文物出版社1984年)、《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》(《松辽学刊》2001年5期)认为“最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前566年的郑僖公之墓”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》(文物出版社1991年)明确认为“当是郑成公墓”,确切年代“当为公元前571年”。杨式昭《郑公大墓青铜器的时代意义》(河南博物院、台北历史博物馆编《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》,大象出版社2001年)、《春秋楚系青铜器转型风格之研究》(台北历史博物馆2005年)也认为墓主为郑成公。杨文胜《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青铜器研究》(《华夏考古》2001年3期)则认为墓主为郑灵公的可能性最大。郑灵公即位当年(前605年)夏,即因食鼋风波而被公子宋、公子家合谋弑杀。六年后,“郑子家卒。郑人讨幽公之乱,斫子家之棺,而逐其族。改葬幽公,谥之曰‘灵’”。改葬的灵公之墓不会再入郑国的公墓区,这可以解释为何只有一位郑国国君葬于新郑李家楼。

  夏志峰《新郑器群三考》(《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》)表示墓主不可能是郑成公或郑僖公,“墓主当为郑简公,其年代下限当为公元前530年”。蔡全法《新郑李家楼青铜器钩沉》(《海峡两岸郑公大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台北历史博物馆2001年)认为该墓墓室较小,没有车马陪葬坑,墓主应为公元前566年被其相子驷毒死的郑僖公。胡进驻《略论殷墟晚商王陵穴位的昭穆排列规则》(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15年5期)认为该墓位于墓区边缘,墓主可能为凶死;郑成公乃是因病正常死亡,其子郑僖公则是被药杀,“墓主最有可能是郑僖公”。

编辑: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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