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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青铜镜管窥 2017-11-14 14:49:18         来源:收藏投资导刊    已阅读
  以前认为,中国青铜文化的历史,就是指自夏至秦这段时期。所以谈到中国青铜器,往往又称为先秦青铜器。后来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,汉代青铜文化的历史地位便得以确定,其内容包括一整套的制器和用器体系。而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、经常用来研究的汉代青铜镜,其实仅仅起到了一个管中窥豹的作用。所以说,在青铜文化虽然日渐衰落,但仍然有着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,铜镜制作和使用也必定会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。首先是铸造的规模和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,出土的数量较战国时期更多,出土的地域也更广泛。其次是器形特点和纹饰风格变化明显,富于时代特征。如西汉到东汉初期,铜镜逐渐变得厚重,背面多铸吉祥语;王莽时期出现纪年铭铜镜,钮多呈半球形,也有四蒂钮;花纹除几何形图案外,还有禽兽纹和神人纹;西汉时期还有一种“见日之光”镜,即能在日光中反射背面纹饰和铭文亮影的透光镜;西汉晚期、新莽至东汉初期盛行博局镜,中有神人瑞兽,即所谓六博纹饰;东汉中期又开始出现浮雕画像镜和神兽镜等等。

  具体来看,汉代青铜镜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时期:

  1.西汉早期

  因秦代历史较短,所以此时期的铜镜制作,无论形制特点还是纹饰风格,与战国的递嬗关系非常明显。当然铜镜发展至此阶段,自己独有的特点也并不缺乏,如用铭文装饰铜镜。其内容主要是吉语,如:“大乐福贵,千秋万岁,宜酒食”、“愁思悲,愿君忠君不说,相思愿毋绝”等。这些铭文往往与纹饰搭配装饰铜镜,以镜钮为中心环绕布局。主要纹饰有草叶纹、连弧纹、几何纹、蟠螭纹、凤鸟纹、动物纹等。粗线条的主纹下有细密的地纹。

  这类铜镜多卷缘或缘边有连弧装饰,犹有战国遗风。但铭文、草叶和乳丁装饰又明显为汉代特点。多出土于四川成都羊子山、河南洛阳、陕西西安及山东等地。

  2.西汉中晚期

  铜镜的尺寸逐渐加大,镜体也趋厚重,镜钮由早期的弦纹变为半球形,镜缘由窄卷缘变为平素宽缘。地纹消失,主体纹饰更加鲜明突出。草叶纹、连弧纹仍然流行,另有四乳神纹、博局纹盛行。铭文字数增多,内容多为祝福、相思、祈求富贵等。如“常相思,毋相忘。常富贵,乐未央”等。此阶段常见的铜镜有昭明镜、日光镜、草叶纹镜、博局镜、四乳禽兽纹镜等。

  以上铜镜中,草叶纹镜出土较多,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物,流行于西汉早、中、晚期,惟细部纹饰因地域而略异。“长生未央”镜出土也较多,湖南、四川、河南、陕西等省均有发现,惟铭文略有不同,属西汉晚期物。另外此时期有一种鸟书镜非常奇特,颇为罕见。其扶螭钮制很有特点,与四川成都羊子山、河南洛阳、陕西西安等地出土的几面同类西汉铜镜钮制大致相同,当为同时物。

  3.王莽时期至东汉中期

  这时期的铜镜分为官铸和私铸两种,常见的“尚方”铭即为官铸。另一种说法“尚方”系东汉末年绍兴郡镜工尚方。比较多见的私人姓氏铭为“周中”,也是同期的绍兴镜工。新出现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纹饰。

  另外在西汉中晚期铜镜中,我们曾提到过博局镜,旧称规矩镜,日本学者根据图案也称TLV镜。此纹饰流行时间较长,从战国末期至东汉的铜镜均有发现,只是各时期的表现形式颇有不同而已。新莽时代虽然较短,但也有出土。

  4.东汉末期

  主要是纹饰上的变化较大,形态各异的神兽、禽兽、龙虎、车马人物画像等题材成为铜镜的主体纹饰。这些纹饰往往采用高浮雕的手法,立体感极强。

  “长宜子孙”镜、变形四叶镜广为流行。其中变形四叶镜多见于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湖南诸省,整体纹饰减地而成,镜背除钮外成一平面。

  带有“建安”铭的镜也出土较多,均系孙吴治下的绍兴、会稽一带制造。“建安”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。有学者认为:建安纪年铭神兽镜也具备作为“吴镜”的特点,而与此前的东汉镜颇有差异。因而称为“吴镜”似更确切。

编辑:小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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